摘錄: 彭明敏先生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
http://www.taiwanus.net/Ebooks/TasteOfFreedom/01.htm
這裡面有說到日本對台的教育政策，也稍有提到上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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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約五歲的時候，曾被帶到中國。我仍記得上海有多冷，也記得南京中山陵的長階梯。父親的朋友黃朝琴，當時在南京外交部任職，帶我們遊覽這個首都。我年紀太小，不能完全理解所看到的一切，但這次旅遊卻給父母一個機會，將大陸中國人與被日人統治了幾十年的台灣人的生活情況，作一比較。當然，他們對中國的廣大，印象深刻，對祖先的土地，也感到有些鄉愁。不過，就社會發展「工業化、教育和公共衛生方面來說，他們覺得比起台灣，中國還有許多有待改善的。
當我的兄姐到了上學年齡時，父親在台北美國領事館附近租了一間囗本式房子。母親與我們住在一起，父親則儘可能北上與我們團聚。偶爾，我們亦一起回到大甲與父親一起，而六十哩長的火車行程總像是一次大旅行。
進入學校後，我們開始遠離鄉下家庭的保護和溫暖，而投入殖民地都會較複雜的生活裡。在大甲，我們是聖家子弟，有僕人呵護縱容，又有台灣朋友來往。在台北，經過嚴格考試以與後，我們獲准進入最好的日人學校，學生大都是日本官員的子女。
那時情況，對於台灣人小孩，是非常特別的。由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二年，日本人為著在台日人子弟，採取與台灣人隔離的小學教育。在日據時代初期，台灣人兒童不懂日語，這種隔離政策還算有正當理由，但二十五年過去後，情況不同了。然而，隔離政策仍基於偏見而繼續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台灣人發動第一次有組織地要求實施地方自治並廢除經濟、社曾和政治上的歧視。歐洲戰爭中日本加入聯軍，刺激了日本工業的異常擴展，隨著城市人口和工人貧民區也相應的增加。與革命運動開始橫掃歐陸同時，日本都市的新無產階級也要求更廣泛的選舉權。俄國帝制被推翻，英國、荷蘭和法國的殖民統治也受到挑戰。美國威爾遜總統宣揚個人平等，並強調少數民族自決的權利。
在這情形下，日本在凡爾賽會議中要求國際正式承認種族平等。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便立即要求日本停止其在殖民地學校的種族歧視。一九一人年，日本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平民首相，而東京當局在台灣也開始稍做讓步，例如經過二十五年的軍人總督之後，第一位文官總督受派任了；而於一九二二年，學校的種族歧視在理論上廢止了。在日本統治下的第一代台灣人開始成熟了，而他們大都懂得兩種語言。
當我達到學齡時，法律規定任何會說正確日語的小孩，都可進入從前只供給日人小孩就讀的學校。可是，實際上歧視仍然繼續存在。所有申請進入日人小學者，必須經過考試測驗。日本兒童佔多數的學校，師資設備都較好。我兄姐獲准進入建成小學和我入學大正幼稚園，都是經過嚴格入學考試的。在我的幼稚園裡，除我以外，只有一名台灣小孩。老師 很和善，可是，很顯然，我們被認為是榮幸的特權者。
讀完一年幼稚園之後，我也通過考試，進入建成小學，與兄姐一起上學。第二年，母親決定回到大甲。她攜我同行，而將兄姐托給外祖母照顧。我轉入大甲的日人小學 全部學生只有約二百人。我相信我是該校唯一的台灣小孩。在那裡，日人校長特別疼愛我 總是要在公開場合問我別的小孩答不出的問題，而我常被推選為學生代表。
在這樣愉快的情況下我渡過了二年。但是，父親在大甲行醫十人年之後，決定停止診所，到日本進修一段時間。姐姐剛從台北第一高女畢業，正在準備到東京參加女子醫學院的入學考試，大哥在台北高等學校、二哥則在台北一中就讀。
在那些年，我們知道許多關於日本侵略中國和「上海事件」等事情，這些都引起我們很複雜的情緒。日本報紙登載的都是日本軍人崇高的行為和日本為了正義而征服落後中國的故事。學校的老師和學生都響應這類愛國的情緒。但是，在家裡我們卻聽到父母談論英勇的中國人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
我們離開大甲那天，那日人小學的校長率領了全校學生到車站給我們送行。這實在是前所未有的，使我們驚愕。等到長大後，我開始發覺許多有思想的日本平民並不贊成政府的歧視政策。有許多無偏見的老師和知識份子其實想平等對待台灣人，並希望溝通日本人與台灣人間的裂縫。
首次到日本，將我帶入一個前所未知的世界。在台灣日人自覺是少數，約卅萬日人統治著四百萬台灣人，而兩個民族的差異是無法掩藏的。在東京我們一家人則迷失於世界都市之一的日本人海中，而無人注意到我們是台灣人。姐姐考試及格而進入女子醫學院，我也轉入北蒲小學，父親則進入醫院接受婦產科的特別訓練。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晨天末亮就起來，熱心學習德文，其用功程度不下於準備大學考試的高中學生，那時我們在日本居住了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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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進入高雄中學時，四分之一的同學是台灣人。他們都是優秀的學生，因為他們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這些考試是用來限制台灣人得到較高等的教育和職業。殖民當局將中等教學作為台灣人教育的一個界限。理由似乎是訓練台灣勞工習得起碼的讀寫能力是有用的，但是發展台灣人知識份子或專業人才的領導能力，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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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是當時日本許多軍人和極端愛國主義的典型。日本侵華再起，所謂「支那事變」，從一九三七年七月於北京附近蘆溝橋事件開始，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五年。全國的後備軍人被徵召，我們的老師也一個一個上前線去了。我們學生參加提燈遊行，慶祝皇軍在中國的無數勝利。我們看到日人以凄冷的告別式，送走他們的丈夫、兒子、父親、兄弟，高喊「請你壯烈地戰死」！
我們有一位叫德永的中年軍訓教官，非常特異，卻頗受學生歡迎。他為人直爽，毫無偏見，有時粗魯而風趣。他如果認為某一學生舉止不夠活潑，或有點娘娘腔，便跑過去從褲襠上攫住該睪丸，要「看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他遂被送上戰場，我們都懷念他。後來聽說他餓死在低達卡諾（Guadalcanal ） ，還被同伴吃掉了，大家都很悲傷。
狂熱的校長和軍訓教官，反覆為戰爭鍛鍊我們，不停對我們講述中國人的落後和懦弱、日本人的英勇、和日本為中國所作的自我犧牲。台灣人學生發現自己處在痛苦和尷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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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生長在普通家庭的台灣囝仔是很難進入「日人小學校」就讀的的喔。
而彭先生從小學到中學上的都是日式學校，這在當時是極少數台灣上層子弟並且要夠聰明才能享受的教育。
以我家族為例，家父有十個兄弟姊妹，僅只一人讀「公學校」成績還不錯，念到高等科；另外二人自學漢文，其餘都「不識字」。
回憶文裡不難發現彭先生與其家人，乃至於一般的台灣人對於「上海事件」和日本侵略中國的感受是痛苦和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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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最後由 coe 於 2012-11-17 14:09 編輯 ]
